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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文化的多义其生与多棱折射

日期: 2019-01-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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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的发展永远是过程,而发展着的当下文化却总是以先在的文化观念为评价之准的,此间永远有一个时间差。市场经济以来,市场文化的勃兴与精英文化的衰落形成了巨大的反差,一时间,文化人们纷纷对通俗文化的坚挺、“火爆”痛下针砭,也为精英文化的倾刻败落而悲慨中生。其实,经济的转型必然带来文化的转型,而文化的现实发展也必然要突破原有的根深蒂固的既成观念,其中必然包括价值体系和范式标准。新的文化格局也只能在这种变革中弃旧图新,逐步形成并完善。如果袭用先前惯用的价值评判标准、采取非此即彼的两极对立模式,照搬固定不变的政治教化规范,则必然面对新的文化现实而茫然无措。

在当前纷纷扰扰的文化反思中,文化人们各自使用了不同的概念和范畴。如精英文化与大众文化,先锋文化与市民文化,高雅文化与通俗文化,严肃艺术与市场艺术及文化工业等等。这些众多的概念之间,其含义既有相通的一面,内涵有相交叉、相重叠的部分,又有各自独立的能指对象,有各自不同的适用域。比如在精英文化、先锋文化、严肃文化与高雅文化之间,相对于文化工业大批制造的市场艺术而言,具有创作态度严肃,审美兴趣高雅,创作个性突出,艺术品位高远,文化寓意深刻,社会价值恒久等一些共同点。或者更确切地说,具有一些“家族相似”的特征。另一方面,它们各自之间又具有迥然相异的本位特征。精英文化的本位在于创作者或写作群体;高雅文化的本位在于艺术作品和价值品评;先锋文艺着眼于艺术创作观念及方式的革新;而严肃文化则定位于艺术的道德功能与作用。它们各自属于不同的概念系统,从而面对的是文化的主体、对象、方法或功能等的不同层面。

一种概念系统的创制、划分、选择和使用就是一种主体以其特定视角框定、剖分世界的方式。唯其部分、框定,我们才可以以一种框架、范式去认识和把握对象,而一旦框定它又必然割裂对象鲜活生动的整体和生生不息的运行过程,带有此一方式的局限。用时下流行的说法来讲,我们将精英文化、先锋艺术、严肃文化和高雅文化称作不同的话语(discowrse)所谓话语,即是一种陈述或声言,是一种对意义的命名,传播和交会的过程。是依据句子或命题具体化的功能。不同的话语是对对象的不同言说,它们虽关注的是同一整体,但实际上却只是以对对象的某一层次,某一侧面或某一现象本身的关注来代替对象整体。精英文化作为话语,是“权力意欲”的表达,在文化中,它表现为首先据有“说”的权力。但近两年来的中国精英文化,作为中国人文精神的寄所却一直处于衰亡之中。这是由于文化在中国社会结构中一直没有获得应有的地位。中国社会的政治论理合一的社会结构,使经济和文化一直游离于核心统治之外。文化一直没有作为相对独立的一极成为政治、经济、文化三极鼎立的社会结构中的一根支柱。西方社会在经历了政教合一的中世纪社会形态之后,进入了近代市场化的经济与政治的多元社会;近百年来,文化又日益上升为社会结构中的重要力量。文化借助于其无所不在的内聚力来表明自身的“本体身份”。丹尼尔·贝尔认为:在西方,如今的文化的确已变得至高无上了。文化变得至高无上有两个相辅相承的原因。首先,文化已成为西方文明中最具活力的成分,其能量超过了技术本身;第二,这种文化冲动力已获得合法地位。在我国,文化的未来发展,文化在社会结构中发挥相对独立的重要作用,成为与政治、经济相互支持又相互作用相互制约的重要支柱,还有相当长的历时性过程。它首先依据于经济的高度发展,其次需要相应地建立一整套与政治、经济相适应的文化运作机制和运作方式,这恐怕需要相当长的时间。从这一基点上看待“当代中国人文精神的衰亡”和“精英文化的失落”就有了一个完全不同的角度和结论。

作为一种话语,精英文化就存在着与强势话语的关系问题,也即与主流意识形态的关系问题。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兴起,打破和改变了以阶级斗争为纲时代的意识形态的大一统的专制统治,使先前具有法令式的至高地位及强制灌输式的传达抵制方式的唯一性意识形态转变为多话语共生的多样化意识形式。但是变革后的主流意识形态仍然是一种强势话语,是一种特定的陈说方式。正是这种从专制意识形态到主流意识形态话语的变革,使包括精英文化在内的其他话语方式与强势话语间的多向对话成为可能。以王朔为代表的所谓知识分子“痞子化”之说,实质上是部分知识分子通过对阶级斗争时代政治意识形态专制的佯狂式批判,要求获得另一种不同的话语权的表现。或者说创造另一种既不从属于政治,也不反对主流意识形态的另一种话语:你以你的话语方式言说,我以我的话语方式言说。它以戏谑方式表明了当代知识分子开始思考改变自身的传统定位的问题。它包含三方面的意义。其一是要改变知识分子依附于政治、从属于政治的“附皮之毛”的定位,对整个大一统的政治载道文化及伦理文化表示质疑,要求以另一种话语方式表示对意识形态的“众声喧哗”的多话语共生状态的期待。它显示了一种平等的话语权意识,开创了与主流意识形态话语对话的可能性。其二是以戏谑及恶谑——戏说、搞笑和小品方式:批判了知识分子的所谓精英意识,打破了先前人文知识分子为他人设计生活,充任大众“精神导师”的角色意识。当然也连带嘲弄了中国知识分子的历史责任感及忧患情结。它显示了当代知识分子由精神导师“堕落”的历程。其三是由精英与大众的对话,产生了精英文化与大众文化的对话。先前的对立模式转变为相互对话交流的模式。从未登上文学正堂的通俗文化在市场运作中登堂入室,成为实力雄厚的对话者。其直接现实是当代精英文化的世俗化和通俗文化的高雅化、精致化、如布老虎丛书的制作、通俗音乐的交响乐化演奏以及张艺谋电影的将通俗故事与审美形式追求交融为一的努力。

先锋文化的基点是艺术创作中观念及方式的创新。先锋文化坚持对传统艺术形态、艺术内容的颠覆、反抗与改造。以其艺术批判态度、革新精神、否定品格体现出新潮艺术、探索艺术等文化运动的一种超前特征。并执着追求纯文学艺术的纯艺术新境界。具有引领风气之先的实验性。

我国的先锋文化是与新时期同步的现代派文化。一方面由于其纯艺术的追求相异于传统的载道文化,表现出反英雄、重自我、弃现实、逐心理的整体方向,因而更多地显现为一种“卓然不群”的孤峭与“自恋”。另一方面,我国的先锋文化的发展是通过对西方文艺思潮及其代表作家的移植、模仿、借鉴,来开辟前进之路的。海明威、福克纳、马尔克斯、纳博科夫、昆德拉、博尔赫斯等西方现代派经典作家都被先锋文化的中国传人依样描摹一遍;意识流、黑色幽默、“新小说派”、魔幻现实主义的轮番出演,一时间蔚为壮观。但先锋文化由于趋向西方“他者”的价值评判,又缺乏真正的现代主义创造,被讥为“伪现代主义”。西方的现代主义文化在几十年中创造了辉煌的艺术精品,并在现代化进程中获得了新的经典的至高地位。而我国的先锋文化,由于本身的孱弱,尚不足以孕育和成就超越性的艺术大师,因而当市场文化大潮汹涌而来时,先锋文化便仓皇败退了。与先锋文化苦心孤诣创作精品迥然相异的,是当代文化产业批量生产的艺术“膺品”。现代科学技术运用于当代文代工业,使众多反复出现和复制的摹本代替了高张艺术个性的创造性“真品”。而市场文化进入当代文化的视野,作为一种极具冲击力的新军,迅速改变了当代文化的格局,也改变了当代人的文化观念。文化从“纯文学”“纯艺术”走向“非文学”“非艺术”,从少数人拥有、把玩的“象牙雕饰”变成人人都能搓两把的“麻将牌”。

严肃文化着眼于文化的道德价值,而高雅文化则注目于文化的艺术品位和审美趣味选择。与二者相对应的,是席卷当代文化的艺术享乐主义,是通俗文化中无所不在的性与暴力。因此,当代文化须一方面重新审视文化艺术的多重功能,另一方面注目于市场条件下的道德重建和人文精神的正确导向。在西方,当代大众享乐主义已经以“娱乐道德观”(fun morality)代替了基督教传统的“善行道德观”。以性为中心的娱乐道德观使社会丧失超验的伦理观念,产生了从爱滋病、同性恋到心理焦灼的众多的“反文化”的社会难题。他们关注中国传统的儒家文化,希望能从中找到“解痛之方”。而转型期的我国当代文化,既要看到市场条件下我国文化发展的巨大可能性和广阔前景,也要看到市场对文化的巨大侵蚀,从而在文化转型中完成中华民族道德重建的宏大目标,保证一种高举远慕,生机勃勃的人文精神的导向。

当代文化是一个多话语共存的全面开放的系统。先前的对立模式、冷战模式、斗争模式已为当代交流、溶浸、交融的对话模式所替代。从其多棱折射中,我们也许可以把握当代文化的若干重要特征。

(金元浦)1994.10.14于京姑妄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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